《菊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与伦理宗法秩序的

《菊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与伦理宗法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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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与伦理宗法秩序的冲突之争

作者|电影十三姨


张艺谋的电影作品,向来追求视觉和叙事上的极致风格。由于视觉刺激和内心震撼两方面的极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观影体验。


比如《影》,不顾朝堂、战场等环境本身的不同,是否适合统一处理,他均采用了水墨画的形式进行呈现;《秋菊打官司》虽然是剧情片,但引入了大量偷拍素材,情节冲突尽量弱化,娓娓道来的气质犹如纪录片;《红高粱》从花轿到高粱酒“十八里红”,再到结尾处血红的太阳,片中以许多红色意象的有机组合,凸显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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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明显的作者性之下,《菊豆》就显得很特别,无论视觉还是叙事,此片都要平和许多,没有过于注重色彩的强烈对比,也没有人性太过痛快淋漓的流露,而是对个体与周遭环境的冲突挣扎进行了更冷静克制的展示。


单从张艺谋“红色三部曲”的作品序列来讲,《菊豆》既没有《红高粱》那样的张扬、狂放,也没有《大红灯笼高高挂》那般的压抑、沉闷,《菊豆》的气质居于两者之间。即对残酷命运刻画的同时,还不忘描绘人世间温情的一瞥,在宿命悲剧的酿成过程中,主人公尚有希望与失望的不断交织。


可以说,《菊豆》在视觉设计上少了些刻意多了点自然,思想内涵上则站到了更高的高度,既描绘了传统宗法秩序笼罩之下人物的悲惨处境,也以“后来者”的眼光书写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如何对封建伦理纲常发起反抗的。这让《菊豆》似乎没有那么“好看”,也没有那么纯粹,所以,得到的关注也不够。放在当下的环境来看,这部作品的确充满了批判反思意味,非常值得我们挖掘其所蕴含的诸多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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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命本能的诉求

张艺谋的多数影片,主角都是女性,这部也不例外。本片的主人公菊豆,是染坊老板杨金山花大钱买来的妾。尽管在法律意义上她的身份是妻子,但在上世纪20年代的南方小镇,菊豆并不能享受到相应待遇,因为在丈夫眼中,她只不过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可以任由自己欺凌。


菊豆仅拥有一个形式上的名分,而她真实的处境尤为“悲惨”,白天她是染坊里帮忙做工的下人,是洗衣做饭的佣人,到晚上则是杨金山百般虐待的受害者。


这样的境遇让菊豆痛不欲生,而无形的夫权却随时在发挥作用,她只得忍受身心的双重迫害。


五十多岁的杨金山一直没有孩子,他无视自身生理上的缺陷,反而把责任推给菊豆(们),并对其随意糟蹋。在精神、感情方面,毫无夫妻间该有的温存和气,只有杨金山一手遮天的暴烈狠毒。在封建时代“三从四德”观念的统治下,苟活于世的菊豆是绝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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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的出现,来自杨金山侄儿杨天青的偷窥。菊豆无意间发现,她洗澡时杨天青竟然从隔壁的墙洞里窥视,这让菊豆感到特别震惊。毕竟,身体的私密性代表着一个人的尊严,况且,在这杨家大院里杨天青管她叫婶子,伦理的不可逆更使她内心极度不安。


但在不安之外,菊豆也清楚地听见了自己内心的狂热呼唤。如果说天青的偷窥是一个近40岁单身男人难以抵挡饥渴的生理冲动,那么,菊豆同样需要为她压抑已久的原始诉求找到一个能够宣泄的出口。


对自身生命本能的察觉与尊重,正是菊豆自我意识觉醒的表征,她非但没有被既定秩序所囚禁,反而大胆地予以回击。


菊豆主动开始了对杨天青的挑逗直至“得逞”,此时,她的眼里有了活下去的期望,影片在叙事上实现了第一次高潮,而菊豆命运的悲剧也就此埋下。


导演借由“偷窥”这一情节的设置,合情合理地链接起了本片男女主人公的人物走向,而通过对菊豆、杨天青内心纠葛、表情变化的细腻刻画,让炸金花游戏大厅观众清醒地注意到了生命本能的强大内驱力,即便是井然有序的伦理纲常的外在要求,也无法淹没个体对自我欲望的勇敢表达。


二、 世俗伦理的束缚

尽管菊豆的选择令人肃然起敬,但不可忽视的是,她也从此将自己陷入了难以救赎的命运漩涡。


在此之前,菊豆的痛苦只来自丈夫杨金山,可当她和侄儿杨天青偷欢后,事情变得更复杂,她不得不游走于两人之间。一边是名义丈夫杨金山,于情于理她都要去尽力维护。一边是事实丈夫杨天青,身心的愉悦更让她无法割舍。


在原先的伦理秩序没被打破时,菊豆与杨天青是一种弱关系,因为他虽然是杨金山的侄儿,但当叔叔的只当他是在染坊里干苦力的长工,否则以他的财力完全有条件为侄儿娶一个媳妇,实际上他什么也未替杨天青考虑,而身为婶子的菊豆没必要也没能力给这个侄儿做点什么。


换句话说,她们两个都是被欺压的可怜人,杨天青集夫权、父权于一身,对其施加种种为所欲为的迫害。


“乱伦“的事实,让他们成为了强关系,杨天青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菊豆的处境。仍然是伦理观念的羁绊,杨天青并没有因为他和婶子的私通,就完全置因意外而下身瘫痪的叔叔于不顾,相反他依旧在尽自己的孝道。不像菊豆,在“爱情”来临时,她可以不计后果地全力以赴,杨天青的思想负担很重。


菊豆的身份困境,由于儿子的出生愈加难以解开。在杨金山得知孩子并非亲生时,他对其他三个人均产生了仇恨,身为菊豆的名义丈夫,他就像一颗随时会燃爆的炸弹,准备乘机毁灭掉眼前的一切。杨天青则被伦理秩序驱逐出了杨家大院,他只能在院外独居,和菊豆的短暂温存也不得不东躲西藏。菊豆就在这种极度扭曲的关系中艰难周旋。


渐渐长大懂事的天白,越来越多的流言风语划过了他的耳畔,当他喊杨金山叫爹时,先前被杨天青打破的秩序似乎又恢复了,但更大的危机早已暗流涌动。杨金山和杨天青先后葬命于染池中,结尾处,悲痛的菊豆“接过”了早先杨金山未能扔出的火把,藏匿着菊豆全部悲喜的染坊瞬间成了一片火海。


世俗伦理的束缚容不得个体违抗,所以,菊豆一厢情愿地遵从了内心的选择,但她没有顾虑到触碰伦理禁忌带来的后果是她无力承担的。而性格懦弱的杨天青只图走一步看一步的便捷,以为可以“蒙混过关”地做个好人,殊不知即使杨金山死去,继承者杨天白还是会行使封建家长制的威权,把他们逼到命运的绝境。原来,作为“以身试法”触犯伦理纲常的菊豆和杨天青,根本就无力自救也不存在他救。


三、 宗族秩序的禁锢

《菊豆》悲剧性的成因,有一点无法忽视,那就是菊豆自始至终的反抗精神,或者说她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如果没有这个大前提,她和杨天青也不会铤而走险地去违反明明知晓的伦理禁忌,她们只会遵从既定的秩序,在规则范围内痛苦地生活,最多仅是发出徒劳无益的一声声感慨叹息。


因为伦理纲常是几千年封建文明的结晶,是文化传统形成的不变教条,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一旦反叛就是“咎由自取”。


除伦理外,菊豆和杨天青还面临着宗法秩序的严峻考验。如果说伦理大体上仅在杨家大院的小圈子里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宗法秩序就像是一只巨大而无形的魔爪让生于此中的人们无处可逃。


天白出生前,宗法秩序唯一的象征,是祠堂里的祖先牌位,和杨金山关系密切,与菊豆、杨天青却没多少瓜葛。可孩子的降生,彻彻底底改变了两人的命运轨迹。


从新生婴儿的起名开始,宗法秩序就以其严谨固定,仪式化、规范化的一整套标准参与了进来,一切变得极为有序。取名时,杨家的多位长者聚于祠堂中,拿出厚厚的家谱反复斟酌,最后定下叫“天白”,与“哥哥”天青呼应,昭示着杨氏家族世世代代“清清白白”做人的家风。显然,这个名字是对违背了伦理纲常的菊豆和杨天青的尖锐讽刺。


紧接着的周岁宴席,天白正式进入了杨家一门的大家庭,尴尬的是,天青要当着上百人的面,为他的“兄弟”致辞贺喜,无奈的他只得含糊其辞,痛哭流涕地喝下酒。经过两次公然“宣判”,被她们打破的秩序反而更加牢靠。天青失去了住在杨家大院的权利,他还得重新回到对叔叔杨金山的孝道上,菊豆则在为人妻为人母为情妇的位置上极度拧巴地活着。


宗法秩序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强大力量,是更高级的家长制,一个人从生到死都要受其约束。杨金山葬礼的一场戏,算是全片最大的隐喻,非常符号化地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文明中宗法秩序潜在的巨大能量。


面对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菊豆和天青异常孤独,为显示孝道她们需要执行挡棺49次的风俗,天白抱着牌位坐于棺材前端,仰拍的画面中众人抬着棺材一次次从两人身上穿过。虽然杨金山已死,但代表其家族地位行使权力的天白仍然高高在上,菊豆和杨天青还是要被狠狠地踩在脚下。


结语

张艺谋的《菊豆》,通过对杨家大院这一普通民众生活的细腻刻画,表达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之下,生命本能、个体尊严与伦理宗法秩序的冲突,及悲剧命运循环酿成的难以逆转,引发观众对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些深层问题展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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